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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策略还是战略?
主持人: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报纸今年推出的这个新板块来进行对话。今天的对话主题有关国民旅游休闲。首先,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什么背景下,国家将国民旅游休闲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高舜礼:这个话题很有现实意义,我去年写过几篇这类的文章。在此,仅从个人思考的角度参与讨论。
我认为,国家把国民旅游休闲提上重要日程,是跟时代发展的背景紧密相关的,是在近几年经济社会大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来的。
主持人:有些学者也曾质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制定可能是一个策略性而非战略性的举措。
高舜礼:我听到过这种声音,但不赞同这种观点,一直认为这种举措是战略性的。主要依据是:2006年,吴仪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在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和世界休闲高峰论坛发表讲话,重点强调了“积极发展休闲服务,不断提高生活质量”;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出要把休闲作为消费热点加以培育;2008年,国务院又明确了引导休闲发展的职能部门,即国家旅游局;2009年,国务院一月之内出台两个文件,41号文件里提出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44号文件提出2020年把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岛型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这一系列的决策,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仅是策略性的话,是不会做这样一系列决策的。
有的学者提出,推动国民休闲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这可能是时间点上巧合了———遭遇金融危机后需要拉动内需。国民休闲发展有这方面的效果,但最终的出发点并非如此。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国家旅游局最先提出制定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出现,而且在2009年3月,全社会炒作比较厉害的时候,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或纲要仍然只是在行业层面,也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
金融危机的影响毕竟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而国家要制定、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建立的时间要大大超过金融危机影响的时间,也就无从谈论是专为抗御金融危机的影响了。
刘锋:我觉得质疑制定这个纲要究竟是战略还是策略是没有必要的。它或许有现实性的需要,但它更是出于战略性的考量。一方面旅游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确实成为了低谷中的亮点,这种角色会给人造成似乎应急性更强的印象。实际上这个问题,从国家层面应该还是考虑得非常清楚的。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是符合未来发展的战略部署。旅游业可促内需、促就业、促脱贫、促增长,带投资、带科技、带文化、带环保。其“四促四带”对于推进经济结构转变、落实低碳理念的要求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30年前,旅游业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如今,在新一轮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旅游业仍将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先锋行业的作用。
○“国民旅游休闲元年”诞生?
主持人:如果国民旅游休闲被视为国家战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国民旅游休闲已经进入了一个标志性的年代。特别是,去年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出台,其中对国民旅游提出了指标性的目标,更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这个层面来说,2010年,是否可以称为“国民旅游休闲元年”?
高舜礼:“国民旅游休闲元年”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提法,也可能是媒体的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跟我们说的公元纪年、阴历纪年、古代皇帝的纪年都是不一样的。就我个人观点,如果要讲一个标志性、里程碑式的时间,2009年将会载入旅游休闲发展史册。因为2009年有这么几个事情,跟国民旅游休闲关系比较重大。
第一,国务院在12月1日发布的4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就是要对国民休闲发展进行国家层次的规划,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进行研究部署。这项重大决定作出的时间是2009年。
第二,在2009年,广东率先试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这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标志性事件。国家旅游局在2009年1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对外宣布广东、浙江、山东、江苏四个省先行先试“国民休闲计划”。虽然总体进展情况不大一样,但毕竟把一个理念和计划,在局部地区进行了一次试验。
第三,2009年还是国家旅游局行使国务院赋予的引导休闲度假发展职能的第一年。
第四,“中国旅游日”也是在2009年提出来的。虽然它指向的是旅游,我认为它的范围应该很广,包括了休闲、度假。这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要认识到旅游、休闲、度假的意义功能,也是倡导大家积极参与。
刘锋:目前,中国旅游业确实迎来了新一轮的春天,这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但谈“元年”的话,我们要看从哪个尺度或者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从宏观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总体上还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整个消费阶段也是刚刚经历了以“吃”和“穿”为主导的温饱消费阶段,现在正处于一个“住”和“行”为主导的小康消费阶段,下一个阶段才是进入文化、旅游等为主导的服务消费阶段。
现在这样一个以“住”和“行”为主导的小康消费阶段,我估计还得持续十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只能说休闲时代即将到来。
从政策角度来说,如果在2010年,《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能够真正出台、“中国旅游日”能正式确定、并且在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等方面有实质性推进和突破,那么2010年倒可以说得上是国民旅游休闲的“政策元年”。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旅游休闲消费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或者一个主导的阶段,但却具有标志性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如杭州、成都等已经明确提出来打造休闲之都。2006年“休博会”、休闲经济论坛时有一批专家提出当时是不是休闲元年到来了。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一种地方性的休闲元年的到来,还不是真正进入国家层面的旅游休闲元年。
高舜礼:对“元年”探讨的意义,有些像天安门广场南边、正阳门下的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标志意义大于实际功能。
主持人:首先,我们先把新概念提出来,代表着对国民旅游休闲的发展阶段的一个认识,这是“面”上的东西。然后,分析一下“点”上的。诚如两位嘉宾所言,把地方的宣示当作“元年”来看有点牵强,这一点我们也比较同意。就像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是自发的行为,在中国改革史上虽有重要意义,但是很难把它作为“改革开放”的原点,原点还应该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方的试点,虽然不具备历史元年那种标志性意义,但在实践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国民旅游休闲计划试点
○地方试点与国家战略
主持人:在国民旅游休闲问题上,广东的先行试点备受关注。广东为什么会先试点?
高舜礼:广东进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试点,可能与广东省改革开放的特殊区位有关系,它是综合改革试点的先行先试省份。
在2008年底,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旅游局签署了一项紧密协作的协议,国家旅游局同意广东对国民旅游休闲计划进行先行先试。
主持人:这个先行先试,是广东自身的要求,还是省、局一起撞出的火花,抑或国家旅游局想做这件事,而挑选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来试点?究竟是那种情形?
高舜礼:具体商榷过程,并不重要,但我觉得广东省积极性很高。从那以后,广东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拿出了国民旅游休闲工作方案,每个环节都是跟国家旅游局相关部门进行磋商的。
主持人:国民旅游休闲概念是国家旅游局2007年提出来的,广东借用了这个概念?
高舜礼:应充分肯定广东在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方面的探索精神,以及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还有取得的若干明显成效。当时只有一个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概念,还有2007年国家旅游局制订的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省就是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消费的这些政策,提出了具体计划条文,然后开始探索实践。我感觉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一,广东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比较注意全面性,注意覆盖各个群体,包括广东的一些农民工、农民群体的休闲。其实,讲国民休闲,我认为很重要是覆盖性、普遍性和利益的均等化。
第二,开始培育了一些示范性的休闲基地和休闲产业。比如搞休闲积分卡等等,这些都是有开创性的。
第三,组织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每个月都有很多项,通过活动把国民旅游休闲推动起来,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色。当然,也是江西、北京等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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